老街绣像之曹家阿婆_老街绣像阿婆

《老街绣像之曹家阿婆_老街绣像阿婆》

1、
曹家阿婆是我小时候住闵行老街时的邻居。
那年,父母为响应政府“建设大闵行”的号召,其实也是为了改善婚后的居住条件,在1960年,带着我只有一岁的大姐,从南市区老西门万生桥路我外婆那里搬迁到了闵行老街。事实上,他们当时也确实表现出了那些年人们公而忘私的崇高境界——根本没考虑没几年后二姐和我相继出生这一情况,放弃了后东街那间面积更大的房子,住进了居住面积只有二十一平米的南北大街72号。
曹家阿婆住在我家对面,南北大街83号。她家的门正对着我家的窗。
小时候一直以为,住在隔壁的才应该叫邻居,后来学了地理,才知道有一种邻居叫一衣带水、隔水相望。曹家阿婆是我家隔街相望的邻居。虽然地图上的那些邻居跟我们关系都不怎么样,但在民间,好亲不如近邻,还是一直被奉为佳话的,我家与曹家也是如此。
与我两个姐姐出生在南市区红房子医院不同,我出生在闵行老街的地段医院。那时的地段医院是有接生的,但它其实是以伤科见长,这跟闵行紧邻奉贤、上海两县务农的多及黄浦江边码头上体力劳动者多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同足球弱队出守门员是一个道理。直至今天,闵行地段医院虽然已沦为了一家社区医院,但依然以伤科见长,其中徐长忠(音)医生远近闻名。女儿五岁时曾有一次不小心手臂肘关节拉脱臼了,徐医生左手轻卡关节,右手轻抓手腕,稍一拧,女儿还没来得及叫唤,关节瞬间就被接上了。
我是在出生第三天从地段医院接回到南北大街自己家的,也是在这天第一次见到了曹家阿婆。当曹家阿婆从我父亲手中接过我的时候,我没来由地咧嘴大哭。父亲在一边讪笑着说:嘴大得像狼似的。曹家阿婆没好气地白了我父亲一眼:侬嘴巴算小煞来!随手就愤愤地把我还给了父亲,这份不满或许是因为我父亲的那句话,也或许是因为我的不给面子。

2、
说曹家阿婆不姓曹,这在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笑话,因为曹是她夫家的姓,至于她自己姓什么,就无从知晓了。
曹家阿婆的丈夫我从没见过,应该是英年早逝的那种。听附近老人们说,她丈夫当年是在黄浦江上摇摆渡船的,位置就在后来的轮渡站现在的闵浦二桥即地铁五号线即将通往奉贤的那个位置。“曹摆渡”当时在附近一带也是小有名气的。只是后来怎么死的从没听他们说,我想应该是不会被政府镇压的,否则这种大事我肯定会听说。
曹家阿婆的丈夫死前给她留下了四个女儿,大女儿嫁在市区,逢年过节才回来。每次回来都会下厨,炒些宫爆肉丁之类当时的精致小菜,往往会盛一些端来让我父亲下酒。大女儿每次回来都不过夜,都是当天就走的,这事我当时一直没想明白,因为我们每次回老西门外婆家,总要过一夜才让走的。现在想来,应该还是跟居住环境有关。
阿婆的二女儿嫁在本地,在国营的内河航运公司做会计,算是跟水运沾上了关系,有点继承父业的意思。她为人很是爽快,是来我家玩时端起我父亲乌黑的搪瓷茶杯就能喝的那种。二女儿的小儿子叫国国,比我小一岁,是我童年时的小伙伴。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我在路上偶遇他,却怎么也认不出他来。他说:我是国国呀,侬不认得啦!?我装出已把他想起的样子,跟他聊了几句,但总是对不上号。这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依然只记得他童年时的模样。
跟着阿婆一起过日子的是她的三女儿桂珍。桂珍阿姨与我家关系极好,但凡我家有什么矛盾纠纷,都是她来帮忙排解劝和的。她是共产党员,工作学习和生活都非常棒,为人和善热心,且正直,我们全家都很尊重她。对于党员的认识,我也是首先从她那里开始的。我当时一直想,万一国民党反攻大陆,她一定会是宁死不屈的。我暗暗盼着有那一天,这样我身边就会有一个江姐般的英雄人物了。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没见过她强硬的一面,事实上,她的一生还是比较凄苦的,有些天道不公的味。
第四个女儿小名毛娣,这名字略微表现些许对生女儿的不满。当时没能生下儿子的父母往往会给后面几个女儿起名招娣、盼娣之类的,以示对儿子的期盼。当然,生儿子多了的也有烦恼,会给儿子起名秋弟之类的,秋取愁意。
在这件事上我父亲有着高度的觉悟,自我大姐出生后,就立下生十个女儿的宏图大志,并且起好了丽娅、丽华、丽娜、丽莎……等等十个深受前苏联文学影响的名字。后来因经济条件所困及我的横空出世,彻底粉碎了他的远大理想,只留下饭后的谈资。
四女儿毛娣,品学兼优,是学校里的红卫兵团长,十六岁那年毅然赴黑龙江上山下乡(感觉当时不去也是不行的),送行的那天我父母手里抱着我也去了。当时是在闵行体育场还是闵行中学的操场,我已记不清了,但记得停着许多军用卡车,大家都穿着黄军装。家长的和孩子哭作一团。到了那边她依然是兵团连长之类的干部,政治先进,工作出色,声音嘹亮,执行力极强,是上级的好助手,是兵团战士的好当家。当年我家邻居中有好几个去黑龙江插队的,但每当春节回家大家聚一起时,他们与她总是说不上几句话——他们总是说不完的痛苦和不满,而她依然是好儿女志在四方,心红志坚,感觉完全不是一个境界啊!邻居中她好像也就跟我父母能说上几句。
我不知道曹家阿婆是怎么把这四个女儿拉扯大的,因为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她的女儿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3、
在我印象里,闵行一直隶属于徐汇区,是徐汇区的一块飞地。闵行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上海的重工业基地,甚至也是国内的一个重要的高科技重工业基地。直至今日,但凡国内有重大的科技和建设项目,如火箭卫星核电站及大型水电站之类的,都能看到闵行那些大型企业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影子,这些企业往往就是自己或身边的人工作或曾工作过的地方,这些技术人员又常常会是自己身边的人,因此我们闵行人常常以之为傲。
例如,上海重型机器制造厂,直属于工业部,是我父母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该厂最让闵行人难忘的,是在其参与的秦山核电站建设完工且并网发电后,全厂上万人每人发了一个钟。
老街座落在闵行的东南端,南北大街基本是竖在老街的中间,南起黄浦江畔,北至新闵路,贯穿整个老街,是老街的主街道。南北大街全长多少我没有概念,按我家所处的位置及门牌号推算,北端最终的门牌号应该在三百至三百五十号之间。
早期的南北大街街面是由小青砖竖立着铺成的,中间压着两条石板,石板下面就是排水沟,疏通非常方便,撬开石板就行。老街路面平整,只是因为青砖路面非常容易积淤泥,不易清理,下雨时较滑,因此后来铺了柏油路面。这种中间排水沟,上压石条的路现在在一些改造不是太厉害的古镇上偶有看见,但用直立的小青砖铺路面这种奢侈的做法却是很少见的。
南北大街的宽度,就我家门口算来,除去两边比半个人宽点的上街沿,大概有比并排的两辆黄鱼车略宽的距离,到七十年代后期,偶尔会有两吨卡车通过。只是因为大家衣被都晾晒在街上,因此过卡车并不是很方便,特别是在夏天晚上大家乘凉的时候,若有车子过,需要纷纷起身挪椅搬凳。
街上常常有几间房子会凸出街面,因此街上的路面并不等宽。但比起七宝老街等许多古镇来,那些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老街上随便拉一条街出来,无论前东街、后东街、新西街、老西街,都在建筑的规模和特色上摔他们好几条街。在老街拆迁时,甚至还发现了被封存在民居墙内的乾隆御笔的牌坊,轰动一时。
曹家阿婆家朝向西面,那是一排两层楼的房子,隔壁是严家。我家大门向东,是一层的平房。左手北侧隔壁是阿撬(沪语瘸子的意思)家,因为他家女人常常会与我两个不满十岁的姐姐吵架,所以邻居都不喜欢他们,直呼他们为阿撬。我家右边靠南的隔壁是张毛毛家。张毛毛的大大(爷爷)在我五岁那年离世的。
张毛毛的大大离世的事我一直还记得,那时曹家阿婆就在我身边。。
那天母亲接到外婆的电话,说外公的腿被自行车撞骨折了。母亲把我们姐弟三人托给曹家阿婆照料,和父亲连夜赶回老西门去了。晚上曹家阿婆陪我睡,我兴奋了一阵后,也就睡着了。凌晨时分,我突然听到了一阵鸭子的叫声,我醒了过来,动了一下。边上阿婆轻轻地拍着我,轻声说:不要动,不要动。我被下了咒语似的一动不动,静静地听着那鸭叫声从街的南端经过我家门口向北面去,应该是有人挑着一担鸭子过去。可菜市场应该是向老街的南面走啊!我有些疑惑。鸭叫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时听见曹家阿婆轻轻地叹了口气说:张家大大没了。然后,就听见隔壁张毛毛家突然哭声响起,张毛毛的大大离世了。我问阿婆:你怎么知道?阿婆说:刚才的鸭子叫,就是黑白鬼来索命的。我没再问:你怎么知道?等到后来我想问时,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并且已经没机会问了。
我说:如果半夜里听到鸭子叫应该是黑白无常来带你走的。
女儿问:你怎么知道?
我说:曹家阿婆说的。
从此女儿怕黑。

4、
曹家阿婆最疼爱最牵挂的是她的最小的女儿毛娣。家中四个女儿 ,唯有毛娣是从小到大一直喊小名的,附近左邻右舍知道毛娣大名的也不多。
每年春节,毛娣从黑龙江回来,曹家阿婆就一脸的快乐和满足。而每次节后毛娣要回黑龙江去了,家中总是要哭一场。待到毛娣出家门走后,曹家阿婆就会关窗关门,点香拜佛。这事在当时是迷信活动,很严重很忌讳,只不过曹家阿婆坚持这样做。附近邻居都装着不知道,特别是她家隔壁的严家阿婆,是街上的人民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会吃过饭,与周总理握过手,她也装着不知道。曹家阿婆的三女儿是优秀党员,每次毛娣回黑龙江,她总会送她去火车站。不知是曹家阿婆有意让她去还是她有意避开家中这事。每次毛娣黑龙江来信,曹家阿婆总会让我父亲再读一遍给她听,怕家人读得有遗漏。
79年后,全国掀起了返城潮,各地插队的知青纷纷返回各自的城市中。毛娣没有回来,她在当地当了某部门的领导,也有了对象,准备结婚。那年夏天,她带着她的对象回到上海,举行了婚礼。我不知道曹家阿婆是怎么答应这件事的,只知道那天父母在他们家留得很晚才回来。
后来,她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说着一口东北话。再后来,好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样子,他们全家也终于回到了上海。依然是在机关工作,依然是党的好战士。
当初见到她时我还是学生,现在已是好久好久没再见到了,我已然成为了一个老头。但我至今还记得毛娣的模样,身材不高,很敦实,感觉像张麻将牌中的白板。她的脸也是四四方方的,跟扑克牌上的没长胡子的老K很像。这都是我儿童时对她的印象。她还有一个小动作,习惯性地使劲眨眼并挤脸。多年后,我工作中又发现一位领导,也是喜欢眨眼睛时调动脸部肌肉一起参与,不由让我相信,这是一个可堪大任的动作,或有此举动的人可堪大任,因为至少在深入联系群众、调动集体积极性这一方面,肯定是有充分的经验的。

5、
曹家阿婆的三女媳小根是住在她那里的,但不是招女婿,因为生下的两个儿子都跟他姓的,姓陈不姓曹。
我至今还记得小根最初来曹家阿婆家,都会捧着两个西瓜。每次都会。以至于曹家阿婆家床底下西瓜滚了一地。每次都让他别买了,在六十年代末,西瓜也算是比较贵的水果了,但下次来还是会买。后来他说那时他觉得不买西瓜不知道买什么好。曹家阿婆见他老实,很快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小根是夏天开始上门的,到春节就与桂珍结婚并住下了,并在后来的日子里生下了两个儿子。我父亲说:曹家阿婆没有儿子,就让外孙叫她奶奶吧。于是,小根的两个儿子一直都叫曹家阿婆为奶奶。
小根在汽轮机厂工作,那是机电一局属下的万人大厂,是闵行人仰慕的四大金刚之一,当时著名的双水内冷发电机就出于该厂。四大金刚里出来的男男女女都是很吃香的,因为这种大型国营企业待遇等许多方面都要比地方所属的民办企业好很多。因此小根虽然是农村出来的,但自我感觉一直很好。
小根为人憨厚老实,见人总是开口先笑,与周边邻居从不脸红,也从不多管人家的闲事,常常在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东家串串门,再西家串串门,却从不会吃人家的菜。有时就蹲在自家的门口,边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边吃饭。老街有很多人是这样吃饭的。
但他曾与我吵过一次。
那次别人送我一只蟋蟀,小根他也正养了一只,于是他让我把蟋蟀拿去跟他的斗。结果我清清楚楚看见是我的蟋蟀赢了,可他偏说赢的那只蟋蟀是他的,于是我不干了,因为我父亲从不许我去野外抓蟋蟀,因此我的蟋蟀基本都是别人送的,战斗力堪忧,难得胜了一次,竟被他说成是他的,我如何甘心。但小根不依不饶,坚决说是他的。曹家阿婆在边上看到了,就骂了他几句,他直接把我的蟋蟀和盆一起扔了出去。几天过后,我早就没事了,找他儿子玩,他却依然板着脸,一副记仇的样子。
曾有一次听桂珍阿姨对我母亲说,其实小根脾气并不好,结婚的当天,就因为什么事他当她面摔过凳子,让她非常失望。我当时听了不由暗暗牢记:以后我若结婚,第一天绝不能给老婆脸色看,否则她会记恨一辈子。
小根其实命并不好,因为他的大儿子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也就是白血病的一种。他常常背着大儿子一消失就是大半个月,长的有几个月,那是他带着儿子四处求医去了。随着儿子的慢慢长大,病情也慢慢稳定,定点在新华医院就医,定时去输血配药,这样小根算是外出奔波得少了点了,但金钱上的付出仍然是很厉害的。他常说这化掉的钱有一人高了。再后来,大儿子长大了,考进了重型机器厂的技校,并留在厂里当工人,总算在金钱精力上的负担卸下了大半。
那时,我家已经搬离了老街。突然一天传来一个消息,说小根去世了,才五十多岁。
这消息很突然,突然得让人无法接受。据说那天半夜,一只黑猫突然跳在了曹家阿婆的窗台上,曹家阿婆看到后放声大哭。天还没亮,医院便传来了小根的死讯。
我常想,他大概就是为了他的大儿子才来到曹家阿婆家的吧。对桂珍阿姨来说,他就像是一场做了三十年的梦,在她二十几岁来,至五十多岁去,向前望,曾孤身一人,向后望,仍是一人,只为他留下两个儿子。对曹家阿婆来说,他更像是她在六十岁到九十岁中间的一个过客,突然来了,又突然去了。若不是与她外孙有血缘关系的话,他们之间的交集,或许还不如一个老邻居。
小根,头发茂密卷曲,个子较高人却精瘦。我还记得挂在桂珍阿姨床头上的那张彩色结婚照,那时的所谓彩色照片,其实就是在黑白照片上涂上颜色。照片上,小根那高高的脸颊上有一抹异样的红。

6、
桂珍阿姨勤劳、善良、孝顺、贤惠,我一度觉得,每逢七月一日她都会吃面,因为那天是党的生日。遗憾的是她体质较差,一直与各类药物为伴,其中包括四环素等现在早已禁用的药物。
华青是她的第一个儿子。华青刚出生时,非常可爱,皮肤粉嫩雪白,一双眼睛大大的,乌黑。桂珍常常把他抱我家来玩。但我父亲通过仔细观察,并且与我婴儿时的表现进行了比较,发现他有些问题。比如我小的时候特爱哭,咧开大嘴使劲哭,期间偶尔会睁一下眼睛看看周围动静,观察表演后的效果。华青不会,他很少哭。又如我小的时候在大人们的手里是一息不停的,总是要动,大人抱着很累,只得把我往床上一扔,不再管我,造就了我现在的扁头。华青不动,安安静静地在大人手中或在摇篮里。特别是,华青没有婴幼儿那种红润的面色和嘴唇。父亲让他们带孩子去查一下。几番周折,最后在新华医院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现在来看,其实是白血病中的一种。我曾以为这病跟他的名字里有个“青”字有关,导致脸色发青,其实还是因为桂珍阿姨药吃得太多的关系。在怀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她努力克制自己,不再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结果生下的儿子很健康,且跟小根很像,也是高高的个子顶着一头乌黑的卷发。
华青也是一头卷发,但因为疾病的关系,头发偏黄。在他病情确诊后,就固定在新华医院医治了,该医院针对该病症有专门的药物给他治疗,在病情凶猛时,还是需要给他输血,否则性命堪忧。这种情况严重时每个月一次,每当他两眼圈发黑,人无精打采的时候,我们邻居便都知道,他又要去“吸血”了。
我们这些邻居可以毫无忌惮地喊他“吸血鬼”,喊他“黄皮”,因他血型是AB型,血源相对稀少,因此我们又会喊他“AB型”和“促狭鬼”。这些他们家人毫不在意,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大家其实是爱他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是外人这样喊他或欺负他,我们或许会第一个跳出来大喊一声:侬寻死啊!
想起我在之前一个单位时,与老师间似乎也是可以随意地嘲笑讽刺和挖苦,但大家关系很好,什么事都能聊,如今我与同事之间相敬如宾,常常做出谦谦之态,相互间反而只是面上之交了。
当然,话说得多了,总有伤人的时候。那天在黑龙江插队回家过年的邻居根宝说给他算命,让他抽一张扑克牌,他抽出一张皮蛋(Q)来,根宝拿着那张皮蛋指着他大笑“你只能活到十二岁”。他一把把牌全撸到了地上,大喊了一声:全是骗人的!哭着跑回了家去。曹家阿婆不干了,找到根宝质问他是什么意思。根宝慌忙解释,是开玩笑的,是骗人的。一副牌最大的也就十三,人不可能最多活到十三岁的,这是闹着玩的。桂珍阿姨赶忙把曹家阿婆劝回家。其实,我们都知道,医生给华青的结论是最多能活到十几岁,但是在外插队的根宝他不知道。
那年华青还没满十岁,但给他的伤害很深,同时,也使他有了不少改变,特别是在吃饭上,他比以往多吃了好多。以前他只要能吃块肉,小根就给他一毛钱,现在,大人不用夹,他自己动筷子去夹肉了。他暗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活过十二岁。
靠着每日的药和每月的血,华青渡过了十二岁。在他十三岁的那年夏天,他突然发现自己长身体了。他控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把他熟悉的人拉到街的边角,揭开平脚短裤的裤腰,给人看他私处长出的那几根稀疏的毛。边给人看边说:怎么样!怎么样!根宝讲我只能活到十二岁,现在怎么样!他几乎给每个男性的邻居看了一遍,然后又选了些年长的女性邻居让看了一遍,边让人看边表达对根宝当初的不满和对自己的自信。第二天,我们大家逗他,又主动要求看了一遍,把他说的话重复了一遍,他很快乐。这些天常常能看到他背对着街给人看他私处的身影。直到几天后,当有人拿他私处开玩笑时,他才遗憾地让人结束了这次“观光之旅”。
那个夏天,老街上充满了他的笑声。一点点的动静,一句平常的玩笑,都可以让他笑得支不起身。他在这家笑完后,又晃到另一家,把刚才那家开心的事笑着说完,然后又很快发现了这家更好笑的事,于是快乐地又去下一家讲述。他的笑声很特别,很响亮,中间会隔着重重的吸气和喘气声,那喘气声也是那么的欢乐。每当这时曹家阿婆总会喊他回家休息休息。
虽然他依然要吃药输血,但他已经相信他将越来越好。当我们喊他“吸血鬼”“黄皮”时,他眼神中已经露出了不屑。
新华医院当初也曾给出新的治疗方案,比如骨髓移植。那天新华医院特意来了两个医生,给他们讲述骨髓移植的治疗方案。就是把他亲弟弟骨髓抽出来再移植给他。曹家阿婆坚决不同意。医生说虽然这事不一定成功,但是靠输血也是有风险的,并举例说前段时间用摩托撞停疯狂撞人的卡车的两个警察之一吴根生,所以最后牺牲了,就是因为在治疗中输入了含有肝炎病毒的血液。医生又说AB型血源稀少,不能保证一直能像现在这样给他输下去。曹家阿婆依然坚决不同意。在她心中,大外孙能不能救回来已是另外一回事,小孙子被抽掉骨髓,肯定是一半性命没有了。这事最后也就没有继续下去。现在想来,就算是如今的医疗技术,即便是配对成功,也不是能保证痊愈的,更何况那是七十年代初期,根本没有基因、DNA等之类的技术,想来失败的机率会很大,更何况当时医生也是明确表示那只是一种尝试。
后来,我家搬离了老街住到了高华新村。华青曾来玩过几次。等他读了高中后,就没再来过。因母亲与桂珍阿姨时有联系,便知道他后来读了重型厂的技校,再后来他留在了重型厂当工人了。这是件非常可喜的事,这种上万人的大型企业,保障他的医疗是绰绰有余的,况且因为他的友善、老实与无争,厂里的医生对他非常好,常常给他提供最好的条件,联系最好的医生,只不过,这对他的病来说,也只是大家尽份力而已。后来,新华医院一直配给他的药因为部分人群出现不良反应,就停止生产了,而输给他的血液因为实行医保后,变得非常奇缺,就算是重型机器厂这样的大厂出面,也是无能为力。他已改用别的药物治疗了。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我家小区边上的兰坪路上,那时他脸色发灰的,两眼圈乌黑,状况不是很好。他说他在等人。那时他已三十多了。我问他有对象了吗?他笑着说:我这个身体还是算了,别去害别人了。我问他有三十五六了吧?他说是啊是啊,也是够了,很好了啊。我让他去我家坐坐,他说算了算了,下次有机会再来。想想许多事许多话,也许他已并不愿意说了,也就算了。
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他过世的事。虽然心中早有准备,但依然觉得突然和不舍,想想童年时一起的老街生活,不由有些伤感。
他活了有四十多一点。曾经医生说只能活十几岁的人,最终活到了四十出头,真的也是赚了。但其中为此付出多少,只有桂珍阿姨、曹家阿婆他们自己知道。至少?华青的父亲,是先于他去世的。
老街,位于沪闵路的东侧,华青去世前,老街已经全部拆迁,他们依照政府安置,搬到了沪闵路西侧的商品房。如今,老街只留下了一幢名为“项家宅”的建筑,而老街人都知道,如果它能代表老街,那真的是个笑话。

7、
曹家阿婆活到了一百多岁。在华青离世了后,她开始报怨自己活得太长了,把小辈的寿都带走了,但依然活到了一百多岁。
曹家阿婆不能运动。在她七十多岁的时候,一次父亲自己做了几个油敦子的模子,在家里自己炸油敦子。曹家阿婆好奇,来我家看,不想在踏上街沿的时候踩空摔了一跤。父亲抱起她一路送到医院,确诊大腿骨折。医生说年纪这么大了,回家躺着吧。三个多月后,曹家阿婆站了起来,但再也站不直也走不快了。本来她就动作不快,如今更加动得少了。
我常想,是什么让她这么长寿?若说运动的话,她动得很少,就家里做些家务。若说饮食的话,当时大家都相同的饮食,没见人人长寿。唯一让她长寿的,应还是她的心性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德,如毛娣的进取,如小根的付出,如华青的容忍,如桂珍的勤劳善良。曹家阿婆就是有一颗宽厚而又随性的心。
宽容不是退缩,而是一种强大,他需要有一颗博大的胸怀,就像太阳对于阴影,大海对于礁石。我曾对女儿说,如果你没有把砖头砸到别人脑袋上的勇气,你就要学会忍让与宽容。事实上还有一句话我没说,那就是:总有人的头你是砸不到的。从此女儿与人纠纷时,不再会一头南墙撞死。
曹家阿婆在一百零六岁的一个秋天的夜里,突然咳了几声。她干干净净地洗了把澡,换了身干干净净的衣服,静静地躺在床上睡了。
半夜里,桂珍阿姨听到有鸭子声从楼下经过,便起身来到曹家阿婆的房间,发现她已经安静地去了。转头望,一只黑猫从阳台上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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